本报记者述评（记者施嘉奇）新中国刚成立时，我国的体育事业处于萌芽状态，因此谈不上体育科研。时间过去了10年，我国体育科研开始起步，但那时仅有20余人，设备简陋，条件艰苦；而40年后的今天，我国体育科研队伍已发展到1100余人，并正逐步朝着集约化、产业化的方向迈进，初步形成了科研、人才、市场三张网络。

1958年9月，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亲自点将，从志愿军队伍和北京体育大学中选拔了近20人，汇同一批归国的外派留学生，正式成立了国家体育科研所。曹文元就是当时外派留学生中的一员，今年初他从国家体育科研所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，这位见证了我国体育科研发展史的专家说：“40年前，我们连最起码的量杯也没有，验尿样用的是搪瓷杯，测距离靠的是皮尺一米一米地量。而现在，我国拥有了现代化的电子设备，像上海体科所的运动生物力学实验室，还能即时记录运动员的每一个运动轨迹。”

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，体育科研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以国家体育科研所为例，40年来共取得553项科研成果，获得部委以上奖励的就有208项。体育科研工作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制胜的基本保障之一。1961年中国乒乓球队就是依靠科研人员掌握的情报，事先对日本发明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弧圈球有所准备，这才保证了中国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的称号。

今天，我国体育科研事业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，各级科研机构通过机构调整和改革，诞生了以直属科研单位为主体的全国性体育科技服务、人才和市场三张“网络”，并逐步建设系统规划、集成管理、集约经营的综合体系。

集约化的科技服务网

从1994年开始的“我国优秀运动员训练监控系统的研究”，是全国体育科技服务网络中，竞技体育领域里 最重大的项目，国家体育总局调动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省、市级科研所的科研人员，斥资200多万元，分竞体训练、运动技术环节、心理、健康、速度、力量、耐力和战术8个方面进行研究。国家体科所再将这8方面逐一 细化，交由相应的体育科研机构负责。这一系统就好比是一家“运动员综合医院”，训练或参赛时，肌体的任何反应都可以在这家医院里进行诊疗。该系统将对调节运动员的状态，延长运动寿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这就是典型的以国家直属科研所为龙头，带动省市体育科研机构，辐射系统外科研单位的集约化网络模式 ，这一模式将原先分散的人员、资金和设备有效地集中起来，改变了过去各地体育科研机构各自为战，缺少信息交流与合作的现象，避免了体育科研项目的低水平重复。全民健身领域内的另一项重点项目——“成年人体质监测中心”，也采用了这种集约化的科研模式。

精干高效的人才网

为建立跨世纪的体育科研人才高地，1996年起，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正式实施“1—3—3”工程，即建10个左右的重点试验室，推出30个左右的学术带头人，以及成立一支300人左右的科研队伍。3年来，这些科研人员 共承揽了100项左右的国家级课题，其中20余项业已完成，目前正处于应用实践阶段。至此，这些45岁以下的 博士毕业生们确立了他们在我国体育科研事业的核心地位。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国家将给予他们更大的政策扶持和先进设备使用上的优先权，并专设申报部委级课题的资金，让他们有足够的发展空间。不过，一旦他们没能力申请到课题，他们将同样面临生存危机。可以想见，未来的人才网络将是精干、高效的，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石。

初具雏形的市场网

目前，体育科技市场的第三张网络已具雏形。一旦完善，它将成为我国科研机构的“骨髓”。昆明体育电 子设备科学研究所几年来积极探索企业化道路，将自己的研究产品与市场结合，每年产出利润达几百万元，摆脱了科研机构吃“皇粮”的局面。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的社会化程度更为突出，1998年获利1200万元。他们运用祖国传统医学精髓，不但研究运动员的疲劳诊断和恢复，还面向社会，接收普通病人，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。